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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云:两个致力于欧华文化交流的人




第一哲学





两个致力于欧华文化交流的人


李子云



离别欧洲的前夕,两位久居联邦德国的华侨--来自台湾的叶恺和来自菲律宾的黄先生执意为我和许觉民同志送行。两位主人商量了一阵之后,选择了一家日本餐馆。他们说,这家餐馆环境特别幽静,适合聊天。


这家餐馆的确别具一种情调。一进门,它就给人一种宽敞、明快的感觉。桌与桌的距离拉得特别开,谁也不妨碍谁,而且灯光明亮。到欧洲一个多月以来,在餐馆里经常看到或真或假的烛光,突然见到餐厅中的柔和而明亮的灯光,不知为什么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当然,那种昏暗迷蒙的烛光可以营造出一种气氛,能使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得到松弛,但是,它绝对不适于认真的聊天,因为那种照明条件让人无法看清对方的表情与反应,成为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障碍。


这晚餐厅的环境与气氛真是非常适合聊天。但是,我们这晚的谈话实在算不得聊天。话题始终十分严肃。叶的谈话仍如前几次一样,总是围绕着如何促成一个技术先进的印刷设备落户国内的话题。黄这天则热衷于阐述他打算再创办一个<欧华杂志>的计划,他就刊物的宗旨、内容直至发刊辞征求我们的意见,并向我们约稿。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从我们认识他俩开始到即将分别,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地聊国所谓天。也许有一次可以算是例外,那是我患感冒留在波恩休息,黄和安妮陪同我去逛了一次幻想王国,三个人像孩子一样乐了一天。除此之外,每次见面,几乎一坐下来谈的就是中国的文学、文化、哲学、出版状况等等。这两位海外同胞对人对事都实在太严肃太认真。其实远不止他们两位,我们在欧洲期间接触到的汉学家中,不少人在哲学方面都具有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


来到联邦德国,我们最早认识的新朋友就是叶与黄。


那天在法兰克福机场下了飞机,在机场的出口处,除去看到这次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的主持者之一马汉茂教授之外,还看到一位年过五十、服饰严谨的中国绅士站在他旁边也向我们微笑。这位绅士就是叶。马汉茂教授因为忙于会议准备工作,只匆匆向我们交代一下:会前一周在波恩、科隆的游览接待由叶负责,就驱车回波鸿去了。


真有意思,来到异城的第一站,就由一位素不相识的同胞来接待我们。这样,语言不通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又不免有些惶惑:毕竟彼此素昧平生,他究竟是怎样一位中国人呢?


他看看表,正是联邦德国的中午时间,首先邀请我们去吃饭。他细心地征询我们的意见:刚下飞机,是不是吃中国菜更好些?我们当然客随主便。


在餐馆坐下来,叶就彬彬有礼地询问我们旅途是否顺利?身体是否感到疲劳?听着他略带闽音的普通话,望着他整洁的修饰--梳理熨帖的头发,色调雅致的领带,直到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我恍如回到另一个时代。近几年来,见到一些海外华裔作家、学者,常常让我回忆起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温文尔雅、亲切多礼。也所表现的这种中国式的礼貌立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


叶似乎也感觉到了我们的某种不安。他开始慢条斯理地进行自我介绍:他于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由台湾来到联邦德国。开始,他在大学教授汉语,现在正在经营一个叶氏出版公司。叶氏出版公司除承接印刷业务外,还翻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因此他与马汉茂相熟)。他已经出版了三位作家--鲁迅、沈从文、萧红作品的德文译本。他说:现代作家中我最喜欢这三位。我们问他译本销路如何?能否收回成本?他苦笑着说:当然要赔钱。办这种事业,不能从钱的方面来考虑。这类书的购买者,包括中国当代作品的德文译本,很少超出汉学家的圈子。我们问,那你靠什么支持下去?靠印刷厂很少的一些盈余。他迟疑了一下,又苦笑了一下,说:说来话长。我过去开过一家很大的餐馆,靠它来出书。但现在餐馆已经破产,卖给别人了--我的兴趣实在不在那里。我从小喜欢文学。无论怎样困难我也要把介绍中国文学的事业干下去。


初次见面,涉及到个人财产问题,我们不便多问。不过听了这话,我们理解到大概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他才热心地承担起招待中国作家的义务。


饭毕,他开车送我们到波恩。走近车旁,我发现这是一部遍体鳞伤、惨不忍睹的破车。我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碰撞成这副模样的破车,不免对叶的开车技术产生了一些怀疑,脚步也就有些慢了下来。他似乎有些察觉,抱歉地说:我在市区开车有时会走神,--在高速公路上不会的,因此把车碰得一塌糊涂。不过车有保险,没关系。他似乎发现自己没有解释清楚,又补充说:车的内肚没撞坏。这里每年都要验两次车,机器有问题就不许开。


我们觉得真碰上一位有趣的人,外观上斯文、精细而周到,谈起文学来也很有见地,但是在其他方面似乎有相当糊涂。


在以后的相处中,越来越证实我们初次印象的准确。后来我们到科隆,一次路过市中心一家相当豪华的中国餐馆,他减慢车速指给我们看:这家餐馆原来就是我的,在科隆的中国餐馆中它首屈一指呢。那时我们已经相熟,就问:那怎么破产的呢?他叹了一口气说:会计捣的鬼。我专心去搞出版书,把餐馆交给了会计。谁知道她每月交税时叫我鉴的支票都没有写抬头。然后就在抬头上天上自己的户头。直到以后税务局向我起诉时我才发现。那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卖了餐馆还不够完税。我们惊叫起来:那不是应该让会计赔偿吗?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有什么办法,字是我签的--到现在我还改不了签空支票的毛病,前天到商店买东西,我又签了张空支票,幸亏碰到的店员是好人,按照实际数字填上的。这可真是个不善理财的名士派老板。


到了波恩,他将我们送到香江饭店。饭店的主人黄先生正在等我们。叶一边为我们介绍一边说:你们先在波恩住三天,由我的好朋友黄来接待你们。我明天还得去法兰克福机场去接这次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教授。然后他也象马汉茂一样匆匆忙忙驾起车回科隆去了。


被留下的我们又陷入一种茫然而忐忑不安的心情中,一个下午我们就被转手两次。--这时我发现象我这种几十年来依靠组织惯了的人,个人应变能力几乎蜕化到了零。


眼前这位黄,与叶大不相同。不到四十岁的年纪,短发随随便便,似乎还有些参差不齐地披在头上。--后来才知道他嫌去理发馆麻烦,总是自己为自己剪发,连脑后也是自己摸着剪;穿着一件白底蓝色横条纹的针织翻领衫和一条旧牛仔裤;脚上的皮鞋则不仅旧,右脚的内侧还绽开了一个大口,幸亏联邦德国路面洁净,不然泥砂碎石非从这里源源而入不可。-- 我们在联邦德国期间,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一直拖着这双破鞋。他待人接物也象他衣著那样本色、随意。他的话不多,无论谈什么,都是直截了当,不带任何客套。


这样住,怎么样?他带我们到香江饭店贴隔壁的旅馆,将房间钥匙交给我们,这样问。见我们没有异议,就接着说:吃饭就到我餐馆。旅馆供应早餐。


晚上你们想去看看什么?我怕给他多添麻烦,不免犹豫,但我们中间有人表示愿意去看看波恩的夜生活,他也不再对犹豫者发出邀请,径直带着表示要去的人走了。


知道我们在国内还没办好去另几个国家的签证,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明天我陪你们去办。第二天才直到,原来办这些签证都在另外的城市--圣斯道夫与波鸿。他接连几日几百公里、几百公里地为我们开车奔走。


不修边幅,不讲繁文缛节的礼貌,那么通过什么他和叶结成了忘年之交?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他们共同兴趣之所在。第二天下午,在香江饭店的露天餐座中,熙熙攘攘地聚集了一群中德两国的翻译家和文学爱好者。其中有翻译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的赛艾克和他的中国夫人,正在校译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华裔汉学家朗-陈月桂博士和她的德国丈夫,正巧在当月的<香港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的雅致书店职员阮嘉玲,安妮、她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从他们纵横交错的交谈中,我听到聊天的主题紧紧围绕着:应该将哪些中国作品介绍过来?某一篇中国小说的主题应该作何理解?最后落到朗-陈月桂翻译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出版问题。原来一家德国出版社曾答应出版这本书,但是,当月桂译成之后他们变了卦,黄立即痛快地把这部译稿接了下来,并由她校对译文。


这时我猛然想起,昨晚见面时黄共给我三张名片,除了一张印有Hong Kong 香江饭店之外,黄还给我一张右上角镶有中文阴刻字花纹的名片。当时我已精疲力竭,加以不懂德文,道谢接过之后也没多看。原来,黄和叶一样,也是除了餐馆之外兼营别样。雅知就是他开办的一家出售中文书刊和中国文学译著的书店。不对,说他兼营书店还不准确,而应该说,他是以经营书店为主,兼开餐馆。他的餐馆是为他的书店服务的。几乎可以说,香江是波恩的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的朗读会是在这里举行的。中国驻联邦德国几家报纸的记者我们是在这里见到的。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不少中国留学生。有些波恩汉学家请客也喜欢选择这里,而香江的主人有时还不肯收东道主的钱。雅知书店的约稿、定稿工作,也常常在这里进行,我就遇到过译、校者在这里相互推敲译文,发生了争论,黄还把我拉进去参加讨论,他们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真让人感动。


雅知书店不仅出版书,还出版杂志,它已经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合办了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杂志。我们在联邦德国期间,黄又计划办一份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现状的综合性杂志。当他向我提出这个新设想时,我不禁问他:你在经济方面承担得了吗?在这里一个月,我已经明白出中国文学书再加上出两份严肃的杂志意味着什么了。我们都不开支工资。餐馆的盈余用来贴补。当然也还有不够的时候,比如现在要筹备这个杂志。他调皮地笑了一下:我实在需要钱用,就给我老爸和哥哥打个电话,说我快饿死了。他们就会给我寄钱。前些天,老爸寄来两万美金,哥哥寄来一万。


在科隆时,叶向我们介绍过他的情况。他父亲在菲律宾开办塑料工厂,相当有钱。他父亲送他来德国是学塑料加工的,但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他从温德堡大学毕业后,有进慕尼黑大学学哲学,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哥哥也对塑料加工没兴趣,在菲律宾办了三个大养猪场。黄实在是个有钱的大少爷,但他是个怪人,对钱没兴趣。另一位华侨对我说。


他这话说得不够确切。哪能说黄对钱没兴趣呢?他开餐馆不是为了赚钱?他还向他老爸、哥哥讨钱。只不过他不想发财致富,也不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他要钱是为了实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抱负。


说他不想发财、不注重物质享受则没有错。他的餐馆开得与众不同。一次聊天讲到他餐馆的来历,黄说,他最初的动机,是想给中国留学生提供打工的机会。他不但开办了餐馆,还租了两间公寓给餐馆师傅和暂时没找到住处的留学生住。哦,怪不得这里有那么多打工端盘子的和并不是端盘子的中国留学生来来往往。一天我还碰到一位来自大陆的、波恩大学的博士生,他进到餐馆,象进到自己家里一样,随随便便坐下来,对黄说:我已经搬好房子了,只是缺一张写字台。黄不加思索地说:公寓里有一张,你去看看,合用你就拿去。随即递给他一串房门钥匙。


他是如此仗义疏财,可是他本人生活条件之简朴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波恩感冒那几天,我住在他家。这个家几乎是我在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所见到的最简陋的家庭了。房间共有三室,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客房。没有洗衣房。厨房的设备也极其简单,冰箱里几乎完全是空的。我住的那几天黄才去买了一些酸牛奶、鸡蛋和果酱。他向我说明:我们没有时间弄饭吃。我们中午常常是在书店吃几片面包,晚饭也不回来。洗衣服,公寓下面有洗衣房,八个马克洗一次。--有时实在没时间,干脆送洗衣店。客厅里既没有彩色电视机、录像机,也没有音响设备或高级录音机。理由仍然是:我们没有时间看、没有时间听。是的,我住在他家那几日,他们夫妇每天都在半夜一、两点钟才从书店回来。那几天,正好他们买了一台中文电脑激光排字机 --这台机器好象就是用他老爸寄来的钱买的,两个人日日夜夜研究练习电脑排字的方法。黄说:自己能够排字,出版书籍、杂志的成本就减少得多了。


说来也许国内的读者不相信,我在联邦德国、奥地利住过的家庭中有好几家都没有电视机、音响设备之类的东西。这些家庭的主人或者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结了婚还没有孩子。其原因绝不是他们没有力量购买,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消遣。


当然,我相信,没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家大概是极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也让我怦然心动。看来,生活在西方的人也不全是物谜心窍、沉迷在物的享受中再无所求,象我们讲的那样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对于象黄、叶这类人,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过是由于他们是客居欧洲的黄皮肤的人(黄侨居联邦德国十四年,至今未入德籍),他们或为生计,或出自对于民族的拳拳之情,所以不遗余力、不计代价地向外介绍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在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接触到的外国汉学家中,也有不少如黄、叶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仍然生活节奏紧张,在做学问上孜孜以求。斯德哥尔摩的秦碧打,一幢小小的住宅中,竟有两个书房,其中排列的中国文学期刊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直至各省市的刊物<芙蓉><作家>等等不下数十种。科隆的兰丽塔和维也纳的小笆笆拉家里,顶天落地用层层木板支起来的书架上,排满了各种国内刚出版的现代文学选集、丛书,收集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她们都处于女人的黄金时期--廿五岁到卅五岁之间,她们都有假期,有的还有乡间别墅,但她们却以皓首穷经的精神埋首书堆(当然这并没有排斥她们度周末、假期旅行等等),这确实不应以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一言以蔽之。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小笆笆拉的一个年轻的学生。那晚笆笆拉有事,委托他开车送我们去歌剧院。他送我们入场时,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散场时他会到剧场门口来接我们。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一起观看,他说他没有时间,需要回去备课。后来我们听小笆笆拉说,他对语言有特殊兴趣。他不但已经掌握法、德、英语,现在正在大学教阿拉伯文和一种非洲语言,最近又开始向汉语进攻。也许有人说,在那个社会环境里,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取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如此奋斗,以进行竞争;即使如此,如果一个人是以这等态度来对待谋生手段,不也值得尊重吗?


此外,我还见到了一些并不是为更好的物质生活奋斗、反而自找苦吃的年轻人。我们发现,最年轻的这代汉学家中,不少是当年受到过巴黎五月革命派的影响,在七十年代中曾到中国来寻找过真理的欧洲红卫兵。那真是一批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她们不满西方社会现实,她们轻信了四人帮以革命辞藻装饰起来的极左口号,为追求人类大同的理想境界,舍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小小的年纪就离乡背井来到中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那种单纯与狂热却让我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想起我们那一辈人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情景。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闹剧给予他们的精神上的伤害与打击,甚至超过我们所承受到的。听他们讲述当年如何满怀神圣的信念,严肃而认真地要求下干校和农民三同,与中国革命者一起改天换地解放全人类,我控制不住自己潸潸而下的眼泪。我不觉得他们可笑。我们当年不也就是怀着那样的心情去追求山那边好地方么?我与他们只有过极其有限的几次接触,我对欧洲红卫兵运动也缺乏研究,我没有资格对那股法院欧洲波及美国、日本的思潮妄加评断。我只能说这几位年轻人身上那种追求理想的精神让我难以忘怀,他们让我坚信,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都有理想主义者在。


这些话可能扯得太远了,还得回到关于黄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黄的说法是:一个人对物质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除了物质之外,人总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有所追求。我紧接着问他:“安妮呢?他说:她和我一样,认为一个人的物质需要有限,这类要求很容易满足,人更需要的是高级的精神生活,这是无止境的。她热爱中国文化。


黄这一席话也许道出了他们这些人对于物质精神的共同看法。


晚餐已将近尾声。黄明天还要开车送我们去法兰克福机场,而与叶,今晚就要告别了。我非常想认认真真地说几句感谢的话,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叶的全副精神集中在谈那个希望与国内合作的印刷厂。黄则锲而不舍地讲他对那即将诞生的<欧华杂志>的种种构想。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虽然我们相隔两洲,在我们旅欧四十天里每次相聚也只有匆匆几天,但却能相互理解。是的,我们所处的环境、生活方式并不一样,对于某些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认为作为一个人总应该心存一种理想,总应该为社会的进步尽一分力量。从叶和黄这次新结识的一些新朋友的身上,我看到了在另外的国度里,也有不少并非只是重物质而轻精神,只是重实利而弃人情,对于社会的进步具有责任感的人,这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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