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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粤语电影研究】南国都市电影:林西平与珠影厂的黄金年代



采访时间:2018/12/29

采访地点:客村/珠江电影制片厂


受访者:林西平、梁柱

采访者:刘晓希、易莲媛、曾岑

整理:易莲媛



2018年12月29日,广州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小谷围睇戏”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的“南国都市电影”在珠江电影集团翻修一新的老主楼采访了前任珠江电影集团副总经理与广东电影协会会长、高级电影编辑林西平老师。而不远处的摄影棚里,正在拍摄已经出到十五季的长寿剧集《七十二家房客》,在现场调解的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制片人梁柱先生也一同接受了访谈。

从左至右依次为:

曾岑、易莲媛、刘晓希、林西平、梁柱


何为

“南国都市电影”



林西平老师认为,“南国都市电影”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这个名称是批评家根据创作现实所总结的,而当时并没有一个文件、政策来规划这样的创作方向,它是创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的主动选择。1978年前后,珠影厂恢复了故事片生产,大部分创作人员陆续从英德干校回到广州,压抑了多年的创作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最开始,珠影一年拍摄四、五部故事片,后来是六、七部,高峰期达到了十三部。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都是珠影的黄金时代。当然,全国的文艺创作都欣欣向荣,珠影是大潮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张良拍摄了具有浓厚的广州地方色彩的、南国都市风情的《雅马哈鱼档》,表现了经济改革中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在全国引起轰动。在这里,小谷围要特别补充的是,1984年《雅马哈鱼档》上映的当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个体户”在当时是新鲜事物,甚至在法律上还处于灰色地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片子是当时的敏感题材,而且用的又是表现正面人物的方式,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所以,当张良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完这部影片之后,观众们起立鼓掌,反应非常热烈。


在《雅马哈鱼档》的带动之下,珠影厂的其他导演、编剧陆陆续续创作了近二十部艺术风格类似、表现改革时代广州城市生活的电影(林西平老师认为,其中既包括《花街皇后》、《女人街》、《特区打工妹》、《天皇巨星》、《太阳雨》、《给咖啡加点糖》、《心香》、《靓女阿萍》、《神警天降》、《商界》、《绝响》、《暂缓逮捕》等珠影厂出品,也包括没有挂珠影牌的《少年犯》、《白粉妹》)。这些影片的影响力上都没有超过《雅马哈鱼档》。“南国都市电影”给珠影带来了辉煌,属于仅次于上影、长影和北影的第二方阵,出品的影片经济效益颇好。当时还是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统购统销时代,一个拷贝开始是7000元,后来涨到9000元,平均一部电影可以卖出100个拷贝(《雅马哈鱼档》甚至卖出了215个拷贝),而生产成本在40-70万之间,利润丰厚。除了在创作上颇有活力之外,企业改革上也处于全国前列,全国各地的电影厂也都纷纷来学习。比如1986年跟美国合作,在珠海搭景,拍摄了陈冲主演的《大班》。当时的厂长孙长城也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并且懂业务的领导,但是在和香港的合作中犯了错误而被撤职了。



“南国都市电影”

的艺术特色:

小、巧、精



而对这些影片的艺术特色,林西平老师的总结是“小、巧、精”。所谓“小”指的是这些电影关注的是改革年代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没有英雄事迹,全都是一些小人物,表现的也是平民意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贴地气”,没有豪华感。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娓娓道来,平实委婉、注重对民俗的刻画,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所谓“巧”则指的是从一个很巧的角度切入生活,比如《雅马哈鱼档》是有污点的待业青年开鱼档卖鱼的故事,通过一个鱼档来表现改革精神。而更加关键的则在于“精”,即制作上的精益求精,追求恢复生活的原貌、表现市井气。比如拍《花街皇后》的时候,因为广州的花市都是摆在街上的,摄影棚里面搭不出来感觉,摄制组在全城寻觅拍摄地,发现广州市委门口的法政路没有公交车,有绿化带,宽窄也适合,就封了三天路设花市场景。更不要提张良作为一个北方人,为了找到广州市井的感觉,从水产市场批发来一百多斤鱼就在珠影的门口卖,亲自杀鱼剖鱼,学得很像样子。当时珠影还是很偏僻的地方,有人摆摊,来往的老百姓就是觉得一个北方人卖鱼很奇怪,但还是会过来买。这个剧里也大量地启用非职业演员,就是要去表现这种市井气。可以说“南国都市电影”就是来源于生活给予的创作冲动和鲜活的素材。对于北方来说,这些影片展示的正是他们在改革年代向往的生活,创作者选择这些题材也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南国都市电影”

的衰落



提到“南国都市电影”曾经的辉煌,就不由得不谈当下广东影视业的衰落,而这个衰落的原因,又恰恰需要到“南国都市电影”的兴盛中去寻找。因为当年孕育了“南国都市电影”的条件都不复存在,广东影视业也就衰落下去了。


林西平认为“南国都市电影”能够兴盛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整个广东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北方的观众在其中看到了“人是可以这么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赚到钱”。关于这一点,梁柱也补充道,因为广东是最早改革开放的,当时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对于全国来说,就是最好的、最新鲜的。再加上当时的文化娱乐生活太少了,只有电影这种娱乐。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片子一出来,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其次是因为珠影厂厚积薄发的人才培养,当时珠影厂全员有一千三百多人,光是文学部就有二三十个文学编辑,年轻的女演员有24个。这么大的一个创作队伍,加上大胆启用年轻人,为“南国都市电影”准备了人才基础。再次就是当时国有电影制片厂制度支撑了整个创作队伍,严格的生产管理机制保证了影片的质量,生产流程是对工业品质的保证。当时是严格按照苏联拍电影的流程,有文学剧本、导演说明、分镜头剧本、导演阐述,电影厂里有很严格的把关,强调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与戏剧性,不成熟的剧本不许拍。最后一个是当时有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没有经济压力,创作者也没有太多的个人欲望。


而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林西平强调,现在全国都发展起来了,新鲜感首先就没有了,“南国都市电影”所提供的那种都市经验不再有吸引力。其次,是国有企业的衰退,基本上退出了电影市场,特别是1993年统购统销的改革进行得太急切,当时的电影制片厂适应不了,一下子就垮了。当时中国电影没有走向市场的条件,发行人要拎着拷贝全国去跑,请客吃饭喝酒,客观上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制片厂制度的衰退也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流失,这些人都跑到北京去了,没了人才,什么样的片子都拍不出来了。这不是广东一个地方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电影经历了9年的低谷期,门可罗雀,最少的一年票房不到9个亿。在林老师看来,广州现在有三千多家影视公司,但是真正具有艺术水平的没有几家,创作力量非常薄弱,根子上的原因就是90年代的人才流失。这一点,邓原导演在上一次的访谈中也有提到。最后是现在社会环境导致了新一代的导演都是很浮躁的,有明确艺术追求的片子很少,不可能产生群体式的作品。



未来之路:

市场化是必然趋势



在访谈的最后,林西平老师和梁柱两位老师都提到了广东电影的未来发展之路问题。特别是林西平老师,尽管他强调国有电影制片厂体系是“南国都市电影”成功的基础,但他同样认为原来的制度不适应当下的需求,还是需要市场化。而年轻一代的梁经理更是市场化的实践者。他认为今天的文化娱乐方式实在是太多元化了,对电影有很大的冲击。电影人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能够将艺术市场化,怎么能够获得更广大观众的喜爱。他提到当年王进的《寡妇村》就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操作,还加了一个“儿童不宜”的宣传词。从市场化的立场出发,梁祝老师对“南国都市电影”这个提法也表示怀疑,他认为《雅马哈鱼档》是这两年才开始频繁提的,以前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里小谷围有话说,根据笔者对那几年《中国电影年鉴》的阅读,可以说这部电影在刚刚推出的时候, 影响的确是很大的,但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关于“个体户”、“私营经济”的论争非常激烈,这部电影被认为政治上不够成熟,很快就被冷处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以提起,这也是很多电影人觉得这部电影是突然被提起的原因。但是这个“突然”本身恰恰说明了这部电影在当时的轰动效应。


而关于影片的地方特色问题,两位老师也是比较一致的,地方特色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观众的喜欢。而且,什么是“地方特色”,也是可以斟酌的。这里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当事人让张良这个北方人来拍《雅马哈鱼档》的时候,厂里很多人不满意,认为北方人不熟悉南方生活。但是恰恰是张良这个北方人,能从南方人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发现“陌生化”的美感。特别是影片的片头,是张良导演去芳村水产市场的早市,在若有若无的微光中看鱼在跳动、光在颤抖,看鱼贩子在袖子里交易,是在北方不曾见过的火热场面,决定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影片中。事实也证明,效果非常好,如果换一个南方导演,反而发掘不了这些场景。另外,对于影片中的粤语问题,两位老师的意见也是认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普通话肯定是越来越普及,方言电影会被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分众市场上。比如今年的潮汕方言电影《爸!我一定能行》虽然获得了五千多万票房,但主要是靠情怀,调动了潮汕商会买票包场,并不是可以大批量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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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易莲媛

排版:小谷围睇戏

图源:小谷围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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